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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当我们谈及这段历史，便自然会想起曾经风靡全国、家喻户晓的电影作品《英雄儿女》。无论是主人公王成的英雄形象，还是那一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经典台词，抑或是在当时广为传唱的电影插曲《英雄赞歌》，都为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时代记忆，让那份炽热的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伴随影像流传至今。在当下重新述说这部电影幕后的故事，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影片散发的不朽艺术魅力。

　　有文章忆述，电影《英雄儿女》在剧本阶段，名为《他乡遇故知》，编剧是毛烽和武兆堤。剧本初稿经长春电影制片厂艺委会讨论后报送文化部及电影局，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看后表示满意，认为是“很重要”的题材，不过片名可用影片所改编的巴金原小说的名字“团圆”。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的数据：抗美援朝先后出动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战后健全回国的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共计减员97.8万，战况惨烈程度可见一斑。这场战争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方止。

　　中国拍摄的抗美援朝战争片很多，在《英雄儿女》之前，有《斩断魔爪》(1953)《上甘岭》(1956)《前方来信》(1958)《三八线上》(1960)《英雄坦克手》(1962)等。相比较同题材作品，《英雄儿女》描述战士王成在朝鲜战场牺牲后，妹妹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坚持战斗，最终与养父王复标、生父王文清团圆的故事，以革命英雄主义的基调，表现并颂赞了英雄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其优势不仅在于受到电影界的重视，被建议“作为一个重点片子”，还在于对“他乡遇故知”“团圆”这样表现战争中个人化视角和人性人情主题的开掘。

　　影片摄制完成后，导演武兆堤带着样片赴北京放映，罗瑞卿、萧劲光、杨成武、许世友、傅钟、魏传统等众多将军参加观看，在纷纷表示肯定的同时，建议将片名“团圆”改为“英雄儿女”。片中勇士王成的事迹和他“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样一句根据朝鲜战场上真实的人和事写就的电影台词，震撼了全场的观者。从“他乡遇故知”“团圆”到“英雄儿女”，作品名字的改变表现了创作视角发生了位移，从另一种历史叙事维度，表现英雄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影片于1965年元旦正式上映，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其成功说明，一部电影要受到观众欢迎，成为经典，需要有积极的创作基调，强大的文化魅力和艺术表现力，能与观众进行情感互动。

　　1.在朝鲜战场待了7个月，停战后又在朝鲜城乡生活了5个月，巴金写出原著《团圆》

　　1952年3月开始，饱经时代巨变的激荡，一批批文艺工作者在全国文联组织下深入部队、工厂、农村。第一批除了下工厂、农村之外，还有一部分人赶赴朝鲜，像巴金、葛洛、白朗等，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电影艺术门类的工作者。查当时的《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新华社电讯稿，可知巴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全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赴朝创作组”。巴金第一次在朝鲜战场待了7个月，后来在停战后，他还曾在朝鲜城乡继续生活了5个月。

　　1961年，也就是踏上朝鲜战场九年之后，巴金应《上海文学》约稿，完成了《团圆》。小说原作以通讯形式，讲述在朝鲜战场上父女团圆的感人故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沉淀，写作过程可谓一气呵成。创作者在这个传奇故事的不同人物身上找到了情感这个同类项与公约数，使父女情、兄妹情、战友情成为作品聚焦并歌颂英雄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团圆》是巴金情感厚积薄发的典型文本。而情感背后是真实的力量，是用常识理性叙写战争故事，描绘英雄人物，处理戏剧化的矛盾和冲突。重读巴金这部中篇小说，发现他写出了抗美援朝中难忘的战斗，表现了中国人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更描写出英雄身上真挚饱满的情感力量，让人读来仍会热泪盈眶。

　　2.“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在写实与写意间唱响一曲英雄赞歌

　　20世纪50年代以来，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很多。相比较而言，中篇小说《团圆》是其中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最终，将其改编成电影的任务落在了“长影”身上，由武兆堤执导。

　　武兆堤接受创作任务后，找到他在延安抗大的同学毛烽。毛烽在朝鲜战场生活战斗过，武兆堤认为他“有着跟小说里同样的经历”。毛烽却道出“没有写电影剧本经验”的顾虑。武兆堤坚持：“什么经验，你在朝鲜战场上，有那么多的经历和故事，如果融入剧本里，这就是经验。”毛烽被说服，答应和武兆堤一起改编。毛烽想起在朝鲜战场保存下来的两本厚厚的《志愿军一日》记录本，里面有上千篇日记，都是前线战士亲手记录的真人真事。他兴奋不已，赶忙翻找出来，细细品读。拍摄前，巴金看了剧本，对改编予以认可。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由公木作词、刘炽作曲、张映哲演唱的歌曲《英雄赞歌》在影片中多次出现。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听刘炽讲起那段创作往事。他虽然年龄大了，却依然热情活泼，像个孩子。《英雄赞歌》自然、有力，激情澎湃，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像刘炽一样的革命文艺家的高尚情操和纯粹精神。这首颂赞英雄的歌曲与那段“向我开炮”的情节融为一体，被观众广为传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英雄儿女》的艺术底板增添了更为立体写意的色彩。

　　3.对于树昌、杨根思等英雄的原型事迹进行艺术加工，最终为新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个经典形象

　　与巴金“激流三部曲”等作品改编成电影时删减颇多不同，《英雄儿女》在创作时不仅对原著《团圆》的人物框架和情感关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现，还搜集了大量部队战斗生活的素材，对主人公王成的形象作出进一步的充实丰富。

　　一说起《英雄儿女》，令观众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王成这个人物。特别是他一边高喊“向我开炮”，一边快速移动、顽强战斗的情节，创作者用抒情性叙事方式，将画面、音乐结合起来，使这段英雄牺牲的桥段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象征意味。然而，小说里对这件事的记述，除了王芳简短提到过哥哥牺牲的话之外，就只有“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毛烽和武兆堤对此不满足。他们翻阅《志愿军一日》，找到了一段记载：战士滕桂桥、连长杨宝山、机炮连连长王德山……在参加281.1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中壮烈牺牲。步话机员于树昌在经过一整夜激战，全连官兵都牺牲了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中午，敌人从三面蜂拥而上，逼近于树昌。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快打我周围50米！”“打30米！”“打20米！”当团长孙斌急切地问他“你地堡积土多厚，有何危险”时，他坚定而急切地呼喊：“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开炮！向我开炮！”最后，他高喊：“首长，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再见啦……”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成群的敌人同归于尽。毛烽和武兆堤他们对于树昌、杨根思等英雄的原型事迹进行艺术加工，最终在银幕上呈现出王成一个人在阵地上用石块和刺刀拼杀，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影像，为新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个经典。

　　4.一众演员的真挚演绎让英雄形象，至今仍活在人们心中

　　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曾参演多部舞台剧，后被保送进入专业戏剧学院学习，演艺经验十分丰富。但当武兆堤向厂领导介绍刘世龙这位主演人选时，一度被呛：“王成这个角色在戏中分量这么重，你得找一个个子大的、气质能撑得住场面的人才行，刘世龙顶多只能演一个战士。”武兆堤并不这样看，他认为王成这个人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最终，武兆堤大胆起用刘世龙，又安排他到部队体验三个月的当兵生活。

　　在讲述王成牺牲这个故事之外，《英雄儿女》还接续小说原著的重点，生动记叙了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与女儿团圆的故事。田方扮演的王文清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妻子牺牲，不得已将幼女托付邻人，之后失去了联系。二十年后，他赴朝鲜半岛前线，哪想到在异国他乡与女儿重逢。田方曾出演过《深山里的菊花》《一天一夜》《风从东方来》等影片，他的表演质朴自然，深沉含蓄，举重若轻。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当时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谢晋导演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与她擦肩而过，打了个照面，就凭直觉向武兆堤推荐，没想到她因在此片中真挚细腻的表现一举成名。此外，周文彬饰王复标、郭振清饰张振华、浦克饰金正泰，他们演得同样精彩。

　　创作者将叙事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描写王成、王芳、王文清、王复标的动人故事。在影片中，这些人物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为的是保家卫国，守护百姓们幸福安宁的生活。正是一众演员的真挚演绎，用情感力量使人们对英雄和战争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使作品在艺术上具有启示作用和先导意义，为后来的创作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5.周恩来总理及业内专家对影片高度评价，巴金认为王成、王芳等形象改得好

　　“《英雄儿女》已经上演，诗人王辛笛看过了，据说很感动，不知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1965年1月，妻子萧珊给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丈夫巴金的信中，欣喜地写道。巴金回到上海即与萧珊一起看了这部电影，看后，巴金在日记中记述：“看了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

　　此片在王成英雄事迹，王文清、王芳父女感情，王复标、王文清的友谊等方面，刻画得细致到位，呈现出珍贵的艺术理念，给人“开朗准确”之感，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据记载，一位观众在观后感中这样写道，看完电影《英雄儿女》，一个镜头时常浮现在眼前：硝烟弥漫的高地，面对漫山遍野往上爬来的敌军，志愿军战士王成怒目圆睁，对着报话机，大声呼喊：“为了祖国，向我开炮！”我军指挥员为之震惊、激奋。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审片后曾提出，影片主题应着力强调为“在革命战斗中培养新的一代”。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英雄儿女》，给予很大的肯定。他对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说，作家一定要到火热斗争中去，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新的好的作品。“(这事)请巴金带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可见，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英雄儿女》代表了时代的新要求，契合了人们普遍的思想政治情绪和审美取向，和时代艺术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英雄儿女》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递着人们对先烈的怀念，也展现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和守护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正如当年在朝鲜战争前线的巴金所写的那样：“夜并不深，北京时间不过九点光景，在祖国的城市里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孩子安宁地睡在床上，母亲静静地在灯下工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甜蜜地休息了。是谁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国土上保卫着他们的和平生活呢？祖国的孩子们是知道的，祖国的母亲们是知道的，全中国的人民都是知道的。”是啊，祖国的孩子们梦中的微笑，母亲们脸上满足的表情，全国人民幸福的笑容，何尝不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王成们无私奉献的感激表示呢！

　　(作者：丁亚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